【谈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
作者：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重点关注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庙、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个城市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其他中心遗址流域、辽河流域。注重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 1978年，陶寺遗址开始科学考古发掘。四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让人们对这个遗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解读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和内涵品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陶寺遗址出土铜钟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石磬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彩绘奥米奥盆地作者供图
陶寺墓出土的彩绘龙盘。图片由作者提供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罐。图片由作者提供
陶寺遗址出土玉斧作者供图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双耳瓶。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包容百川，拥抱八方
4300多年前，陶寺文化诞生于黄河中游山南盆地。我们发现，这种文化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不属于晋南文化体系的文化因素，而且明显是不拘一格的。
陶寺遗址出土玉璧、玉琮，玉璧、玉琮明显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双孔玉斧常见于陶寺文化，具有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系的文化特征。更为罕见的是，陶寺墓棺内还埋有一把具有良渚文化或大汶口-龙山文化元素的“风”形玉斧。陶寺文化中的礼鼓、点纹彩陶、埋猪下颌习俗等并非当地传统，很可能源自东方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系。此外，陶寺墓葬中出土的重要奢侈品，如绿松石腕饰、绿松石镶嵌工艺等，也很可能起源于更早时期且大致同期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出土的“大胆觚”、玉兽面、玉簪等，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萧家屋顶文化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这些类似的器物是陶寺文化中同时期南方文化的反映。
陶寺遗址出土的精美彩陶中，有一定数量的几何图案，与西辽河流域稍早的小河沿文化中常见的几何图案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陶寺文化早期墓葬中，随葬玉环中心孔的形状呈桃形或梨形，这种独特的形状也是西辽河红山文化玉环的一个特点。盆地。
晋陕高原的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是共存了至少三百年的“黄河二侠”。两人在陶器、玉器、青铜器、制砖技术等多个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和互动。这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就连史前罕见的口吹簧乐器、铜齿轮形乐器与墓葬特设龛位的习俗也“不谋而合”。陶寺文化的大双耳瓶应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目前，陶寺遗址已出土青铜器七件。一般认为，青铜冶炼起源于甘肃、青海及更远的西北地区，甚至中亚、西亚。
综上所述，陶寺文化从其东西南北的遥远地区找到了典型的文化因素，明显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折衷主义和创新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和社会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进入文明社会。我们不妨称之为“陶寺文明”。迄今为止，包括陶寺文明在内的中国史前地域文化，都不是简单地复制、模仿域外文明的因素，而是有选择性地融合、改造和创新。
陶寺文明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先进元素，创造性地采用复合模具铸造了铜钟、铜齿器等青铜器，这在夏商周辉煌时期是首创。青铜铸造技术。陶寺文明的日常用具也呈现出改造的痕迹。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例如玉器，很少具有与其原产地相同的文化特征。良渚文化元素散布在包括陶寺在内的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琮、碧玉、玉玉中。这些玉器一般器形较小，纹饰简单，多为素色。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良渚玉琮上发现复杂的神、人、走兽、鸟纹图案。去繁简而形成的“陶庙式”玉璧、玉琮似乎不再是法器，而更多的是身份的象征和装饰功能。特别是有的玉斧有多个钻孔，除了主孔外，还有辅助孔。有的还在副孔内嵌有翡翠或绿松石圆盘作装饰。有的玉斧除主、副孔外，还带有一两个散孔，可用来悬挂项链等，以显示其华丽和庄重，增强仪式感，表达礼仪内涵。这显然是陶寺的一个创新之举。 “陶寺式”玉斧在这一地区没有明显的历史传统，显然是文化互动、融合和创新的结果。陶寺文明还整体创新了新的玉器，如多孔玉斧、多黄对联、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以团结族群。
太阳崇拜是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长期观察太阳的运动，以及太阳影子的长短与四时气候变化的关系，产生了原始的天文历法知识。陶寺先民基于史前天文知识的积累，将陶寺遗址东部塔尔山的自然景观与人工夯土建筑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在陶寺东南建造了一座“观景台”。陶寺遗址。陶寺观象台可观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二十个节气。显然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来源。陶寺天文台应该是陶寺文明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代表了4000多年前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
传承发展文明永续发展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独特文明。主要表现在历代文化之间文明基因的不断传承和发展，最终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所谓器物，就是用来承载仪式的。礼器出现较早。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些高级文物，如玉器，显然是祭祀或神事活动的重要遗物；大汶口-龙山文化的一些彩陶和精美的酒器也应该是重要的礼仪或祭祀活动中常用的物品。
陶寺社会对大墓葬礼器的埋葬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或规定，这是礼制建立的开始。陶寺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多种礼器。墓葬中鼓、石磬、土鼓等礼器的数量、组合、布局是固定统一的。几座大墓的埋葬年代至少相隔一百年，但上述规定并没有明显变化。陶寺社会的中型墓葬可分为棺内、棺外、二层平台三个陪葬空间，呈现不同的功能和仪式。其中，棺材外清晰地展示着“食物”、“烹饪”、“生活陈设”等不同场景。猪下颌骨与二层平台合葬，体现了埋葬过程中的庄严、肃穆的葬礼。可见，陶寺社会已初步形成礼制，是其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成为“为政的媒介，治国的工具”。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礼仪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传播范围更广。例如玉礼雅章就流传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从礼器到复杂的礼制，陶寺社会将礼乐制度的接力棒交给了二里头。
城市遗址的规划布局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其社会原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陶寺城址的布局显然是经过规划的。城址可分为宫城及宫殿区、储藏区、墓地、天文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住区等。二里头遗址还分核心区和一般区，功能分区有：宫殿区、祭祀区、墓地、手工作坊区。两者无论是布局规划，还是各功能区的具体位置和朝向的选择，都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宫城作为都城布局的核心区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双槐树、曲家岭、良渚等大型建筑或房屋集中的“宫殿区”其他网站，到陶寺网站。 “宫区”外逐渐筑起城墙，成为真正的“宫城”，并进一步流传到二里头宫城，再传到偃师商城宫城。
在龙形象的形成过程中，陶寺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陶寺的彩龙盘是从一座大墓葬中才出土的。其中的龙形象综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将龙与王权乃至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结合起来，将对龙的崇拜发展成为民族或国家的象征。到了新寨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各种绿松石龙形匾额外，陶器上还普遍雕刻、装饰龙的形象，龙的神圣形象逐渐流行。陶寺与二里头在龙的形象上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兽面或神人面，包括龙形象，均以宽面、陈眼、蒜鼻为主要特征。晋南、江汉、海岱、幻松山地区的兽面或神人面，出现此类类似图像。无论是临摹、模仿，甚至是推崇、发展、继承，最终的结果是，在文化互动中，各地区普遍认可了此类兽面或神人面的形象，体现了“多样性” “一体”的文化基因。
四五千年前的陶寺社会，不仅经历了文化的交流、互动、融合、创新，也将文化基因传承给了后人。陶寺社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生动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卓越的延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