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阐释史】
作者：郭有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史研究所博士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中国医术应视为唐宋时期。自唐代以前，医者大多遵循专门的教学和受学……自宋代以来，医学已成为职业。”儒家之学，不儒医不如天下。”中医理论起源于先秦哲学。汉代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儒家思想与医学的联系。唐代学者喜谈医学，这为北宋“儒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宋代范仲淹有句名言“非良臣，当良医”，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医学的态度。大批有儒家出身的人走上了医学之路，使得社会越来越医学化。学者、医生努力掌握经典医学知识，也试图通过撰写医书来提高自己的声誉，编纂“方剂”之风盛行。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宋朝时达到了顶峰状态，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18世纪中叶。”宋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国家。在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天文、数学、化学等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如果铜冶炼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就可以生产出更加精良的针灸针和针灸青铜人像，这将促进中医和针灸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宋代造纸、印刷、制墨工业的繁荣，使得大量医籍得以印刷和发行。医学书籍在民间广泛传播，扩大了人们接触和学习医学的机会，有利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印刷术和刻书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也使当时的文士从繁重的抄写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自学医学。文士行医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处方”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循证起诉”的便利。与描述医学理论的《医经》和具体描述药材性状的《本草》相比，其实用性特征更加明显。宋代学者对《朱嘉论》等实用著作十分感兴趣。汉代至宋代，“方剂”的编撰形式多为“不分方方”，仅包含简单的外在症状描述和对症方剂的组合。这种编纂形式无疑适合宋代“医学知识有限”、靠自学的医学学者群体。
宋代，官员多次组织编纂方书。一些精通医学的文人、医生也开始编撰方剂书籍。同时，宋朝官员呼吁将秘密传授的医学知识公诸于世，公开出版“禁方”，反对暗藏“秘方”。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和官员也开始提倡出版传家宝。刘新富在《活人事证方》中提出，秘方不应私藏，而应广为传播，造福于众人，并严厉批评了“为自己保存药方，以为是为了利益”的行为。王滚《博济方》也批评了当时一些医生私自保留秘方而不向公众公开的不仁慈行为。学者、官员纷纷搜集整理方剂书籍并公开出版。他们可能会泄露家庭秘密，收集偏方，或者选择他们的处方书的精华。其中有苏轼的《苏学士方》、沈括的《良方》 《灵苑方》（他们的方剂书被后人共同出版为《苏沈良方》）、陆游的《陆氏续集验方》、徐树伟的010-3 0000。洪尊的《普济本事方》等。
宋代研究医学的学者大多将医学视为一门能够实现儒家“行仁”理念的学科。他们将医学提升到儒家“六艺”的地位。郎健的“施与众，仁者先行”和范仲淹的“不为良臣，为良医”，都具有实践儒家思想与现实联系的寓意。王鲧《洪氏集验方》说：“鲧常思人疾苦，若亲生父母有病，则希望他们康复。因此，他刻苦学习，编成集，传播一切善行。这亦是大利之始也”。王滚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父母的痛苦，希望能够治愈他们，于是他尽全力编撰了《博济方》。洪尊《博济方》“放木于县，为县民带来智慧”。他将自己写的药方刻在木板上，竖立在县城，造福当地百姓。郭泗将自己编制的数字《洪氏集验方》刻在化州公署的石碑上，以实现自己热心救人的初心。王安石在县门外竖立了带有亲笔序言的《千金宝方》刻石，希望“弘扬受过陛下恩惠的百姓”，“使观之者心满意足”。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当时社会有一种共识：医学普惠众生，推广医学知识是一种仁爱之举。这促使文人墨客、医者们致力于编纂方剂书籍、推广医学知识。
宋代涌现的一大批儒医兼备的学者中，以苏轼、沈括最具代表性。苏轼的仕途坎坷，多次被贬。然而，他对医学充满热情。他所到之处，都注重搜集有效药方，发放药方、药品，为人民解除痛苦。如《庆历善救方》，苏轼特着《圣散子方》高度赞扬，“生三子治病，功效各异”，“亦为天下养生世家之瑰宝”；《圣散子序》，“八十多岁了，面容英俊，眼神明亮。”而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整个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的沈括，“所到之处，皆问之，是医者，是胡同，是小人”。甚至是士大夫之家、山中隐士。人人求救，一药一木皆得至诚。”他又在《服生姜法》中指出，治病有五难：辨病、治病、饮药、方药、用物。沈括认为，“异药”需要遵循辨证论治的思路，“方剂”则要讲究君臣佐相结合。
“久病成良医”，一些文人墨客、医者因自身病情而编写药方书籍。南宋郭坛“病残二十年，自试药，验方以证”。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编制了《苏沈良方》。即使和家人一起出远门，他也会随身携带处方。文彦博长年患有头晕症，后来被一位名医治好了。他深感方剂的重要性，潜心研究《备全古今十便良方》，写成《本草》传于后世；经过努力学习，我整理了《文氏药准》等，不仅用于自我治疗，还可以帮助世界。
总之，文人和医生普遍对自己的医学知识感到自豪。他们大多在医学上有一定的造诣，也有一些文人加入了医生的行列。文学与医学的相互渗透，显着提高了医疗队伍的素质，弘扬了“医术是仁术”的传统医学理念，提高了医生的人文境界，为“医术高明”的形成和成长奠定了基础。儒医”团队。
编纂方书的热潮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空前繁荣，普及了医学知识，打破了师徒、父子相传的传承模式，吸引了更多非专业人士对医学的兴趣，方便了人们按处方就医，对弘扬医德、传播医学知识、保障人民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