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为民（浙江大学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
《宋史》理论最早由邓光明老师四十多年前提出，影响深远。但学术界历史上缺乏具体阐述，其内涵未必明确，甚至偶有分歧。本文试图从概念内涵、争议回应和研究实例等方面进行阐释。认为《宋史》的本意和深刻意义是立足于10世纪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交流交往的时空背景，主张历史研究要突破严格的划分此界、彼界，纵观全局，主宰一切历史。当然，“大宋史”观并不是说研究课题必须跨越所有历史，而是说应该有全局观，了解全局。不同领域研究主题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对特定主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的狭隘视野是学术界对现有研究反思和批评最多的两个方面。 “大宋史”理念的推行或许也是基于这两方面。详细讨论。
概念内涵
1982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年会。邓光明老师在会上指出：“我们学会虽然以宋史研究会命名，但实际上，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只是先后或同时进行的几个割据政权之一。宋朝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已经存在了，宋朝既不应该被视为正统王朝，也不应该与当时的中国相提并论，宋史研究会的同志和会员们致力于的是中国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绝不能局限于北宋、南宋的统治地区。” （邓光明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邓老师一方面强调，无论北宋、南宋、辽朝、金朝，王朝都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内部政权。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宋朝、辽金史学界的同仁“都以研究那个相关时期为重点”。 “中国史是一门专业志向”，所以大家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能严格划分这与那的界限，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政权之内。此后，虽然没有专门的文章论述，但他对“宋史”这一概念的提法，在他在各种场合的讨论中却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邓光明老师主张学者应该综合看待宋、辽、金、西夏政权。他自己也践行了这一点，并做出了榜样。同时，对于历史的顺序，他也主张放弃“宋”为先的传统做法，认为各个政权应按照建立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并应称为“辽、宋、西夏、金”。
这就提出了具体如何实施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历史的方方面面。我国传统史学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应当以全局观来统领，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具体到辽、宋、西夏、金史领域，需要同时对待所有历史。作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邓光明老师提出了许多呼吁，也提出了“宋史”这一标志性的核心概念。这一核心概念更注重整个历史时期的横截面视图。同时，他经常强调要开拓不同时代，提高垂直观察能力。遗憾的是，近年来研究的实际进展似乎不大。历史研究领域的细分固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日益“专业化”的趋势造成的。
知识与专长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果你专注于一件事，你可能会变得精致，但你可能会在狭隘中失去它；如果你广泛使用它，你可能会变得笼统，或者你可能会失去它的广泛性。近代史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下，日益脱离编纂传统，脱离叙事的本义，而走向专题分析，以深度取胜，不以广度取胜。于是，辽、宋、西夏、金任何一个政权的历史都成为了许多学者有足够时间投入智力的“专业”领域，而他们似乎没有时间去研究。担心它。尤其是在宋史领域，或许是因为现存的历史文献比较丰富，学者们甚至可以长期关注某些方面，甚至不顾及整个历史。超越“专业”去对待其他历史更是困难重重。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在历史的发展分析越来越深入的前提下，能够涵盖的研究课题是有限的，想要跨越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想真正深入地观察中国从10世纪到13世纪的历史，无论辽、宋、西夏、金历史中的什么具体话题，都不能孤立地观察，只能基于某种制度的范围。你应该对整个中国历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这就是先圣强调“并治”的深刻含义。 “宋史”的追求主要应落实在观察视野的超越上，而不是研究课题必须横跨所有历史。这样，在当今学术研究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由一界走向另一界，走向“宋史”也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王朝”。关键是研究者首先要有整体意识。
争议应对
“大宋史”概念提出后，得到不少学者的积极响应。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意见集中在是否应该用“宋”来指代从10世纪到13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表达某种学术思想，是历史研究的常用方法。提出者的学术贡献体现在准确的概念抽象、恰当的内涵界定和必要的学术提升。这些新概念不仅可以概括某些突出的历史现象，而且可以指涉广泛领域的具体研究范式。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概念的提炼和阐明也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这就是《宋史》的概念。邓光明老师用这个概念来强调结合辽宋西夏金史的学术思想，简洁明了，一目了然。
至于这个概念的细化，为什么是“宋”而不是“辽”或其他？这无非是考虑到辽、宋、西夏、金政权的不同特点而做出的相对选择。这是因为：首先，辽、宋、西夏、金政权中，除了比辽政权晚建立几十年外，两个宋政权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涵盖的时间最长。的时间。其次，中华文明在东亚发展壮大了数千年，融合了长城内外、五岭南北多民族的文化因素。但其核心区域一直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个政治政权中，只有宋朝始终占据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核心地区。北宋灭亡后，女真金政权虽然占据河南，但经济明显衰退，统治中心更远在黄河以北。南宋政权的统治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淮南、四川、四川和岭南，无疑也包括了当时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第三，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涉足百业。但相对而言，农业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明。在各个政治政权中，农业经济在两宋政权中所占比例最高。因此，认为两宋政权统治的地区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体是没有异议的。最后，汉、契丹、党项、女真、白、苗、瑶等多个民族共同创造了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华文明。有时他们彼此交战，但更多时候他们和平共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相互交流和影响。这些交流和影响当然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在这张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网络中，以汉族为主体、占据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两个宋朝政权无疑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正如石金波所指出的：“宋朝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当时各民族发展的压舱石。各少数民族朝代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创造中华文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史金波：《深入推进宋辽夏金史研究的思考》、《河北学刊》 2020年第5期）总之，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宋史》是指整个辽、宋、西夏的历史，研究宋史是合适的。晋朝历史。
研究实例
那么，“大宋史”的理念应该如何贯彻落实呢？从目前学界对中国10世纪至13世纪历史研究的反思和批评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领域研究主题之间的不平衡，二是分析讨论特定主题的比较视野狭隘，未能揭示更深层次的历史真相。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许是由于目前史料可获得性的限制，目前中国10世纪至13世纪历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地域不平衡。其中，西夏史由于近年来大量考古文献的发表和出版，研究范围显着扩大。但也受到文献种类的限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存在不平衡。辽金历史与宋史相比，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得到充分探讨。在宋史领域，研究的地域不平衡同样突出。李华瑞认为，当学术史将研究视野从整个宋代缩小到南宋再到江南时，“历史空间一步步缩小”（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