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节日文化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一方面，一些落后的旧习俗逐渐被淘汰，另一方面，反映党的革命意志和根据地生活的新习俗日益流行。春节不仅是根据地群众欢聚一堂、祈福的时刻，也是党传播思想、发动群众的契机。也是党政军民情感互动的舞台。研究总结这一时期华北基地春节文化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春节是在冬末春初。对于农民来说，现在正是农闲季节。人们有时间、有心情去欣赏和接受一些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期。 1939年2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指出“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都能在新年取得特别成果”。 1943年1月，晋冀豫区委宣传部明确指示：“农历年末是开展群众宣传鼓动工作的有利时机”（河南省《旧历年关宣传工作指示》）档案，G5-1-43-18）。因此，充分利用春节闲暇时间开展政治宣传，是华北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年图片《请抗属喝年酒》资料图片
一方面，成立领导机构，发放宣传点。一般来说，春节宣传委员会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其基本任务是确定春节宣传的组织、范围、时间、方式等事项。重点任务是确定宣传重点、规范宣传内容、确定宣传主题和方向。例如，1941年11月，晋安区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春节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重点宣传边疆地区的反扫荡教育、反战和建设成果。《关于新旧年关宣传工作的指示》，河北省档案馆，25-1-222-2）。
另一方面，我们利用节日元素拓展宣传媒体。 1940年1月25日《抗敌报》 文章号召“用贺年片、对联、年画、黄历、挂历等写流行的宣传语”。 1941年1月，太行区第五地委宣传部指示，春节宣传要使用对联、年画等民间符号（《目前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河南省档案馆，G5-4-584-1）。 1942年1月，晋西北召开春节宣传会，明确要求充分利用秧歌、道教等民间娱乐形式（《临参会筹委会、宣委会召开春节宣传会议》、《抗战日报》，1942年2月3日）。边疆传教士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探索利用春节元素进行政治宣传。他们把政策理论融入到热闹的节日活动中，用通俗化、具体化的表达方式，实现了政治宣传的具体化、大众化。例如，《抗战门神》等新门神画，是在旧门神画的基础上创作的，展现了八路军和民兵的英雄风采。
新年图片《生产发家》资料图片
此外，教育系统、群众团体、民间艺人等力量也加入到宣传队伍中，营造火热的春节宣传氛围。不同领域的宣传力量通过熟悉的方式向社会传播理论和政策，形成社会潮流或新时尚。人们在节日气氛中接受了新的观念，并逐渐内化为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例如，反映现实生活的年画就很受晋绥解放区人民的欢迎。它们要么贴在炕头、门上，要么作为礼物赠送。其中，女性最喜欢《做军鞋》，儿童最喜欢《学文化》 《儿童劳军》。大多数人喜欢读《解放军攻城战》（刘恒：《解放区农民欢喜新年画》、《东北日报》，1949年2月13日）。
二
家人团聚是春节最暖心的核心元素，甚至可以弥补这一年生活中的不如意。否则，将成为家人的一大遗憾。然而，战争年代，许多家庭背负着民族和国家的重担，无法团聚。春节期间，关爱抗战家属、军属生活，通过各种形式弥补他们无法与亲人团聚的遗憾，是一项重要任务。
物质享受是华北根据地普遍的春节关怀形式。 1939年春节期间，屏山县各界人士向抗战家属（《平山热烈慰劳部队并进行优待抗属》、《抗敌报》，1939年3月17日）发放粮食和零用钱1000石。唐县组织干粮征集活动，优待反抗宗族。 （《活跃的唐县工作》、《抗敌报》，1939 年3 月25 日）。 1940年春节期间，中共北方局组织开展了给起义军送新年礼物的活动，各地掀起了慰问浪潮。例如，万县五区筹集了66.48元，小米2278公斤，玉米663公斤，白菜145公斤，白菜2243公斤，玉米2243公斤。山药、红薯52斤、黑枣31斤、柴草100斤（《边区各界响应中共北方分局号召》、《抗敌报》，1940年2月26日）。 1945年春节期间，赞皇县政府向77个村382户发放优质粮食31806公斤（《赞皇年前普遍优抗》、《新华日报（太行版）》，1945年2月17日），保障抗日人民群众的生活。春节。虽然物质补偿不能完全替代情感上的缺憾，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关怀，仍然让下属感受到浓浓的温暖。平顺县黄花村的一名抵抗者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过年时，村干部用酒菜招待我们，村民们对我真好。武委主任在给我们看病时，真是贴心。”没有柴火，没有水，你们要努力打赢这场仗，在队伍中取得进步。” (《你就是咱们的光荣》,《新华日报（华北版）》, 1943 年2 月25 日)
除了物质上的安慰，精神上的安慰也能给被照顾者带来温暖和安慰。春节期间，华北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都会深入基层，走访造反派或军人家属家中慰问。或帮忙贴春联、包饺子、扫雪、挑水，或摆宴席，一起过年。他们还通过寄来慰问信和新年贺卡来表达关心和敬意。 1942年春节，晋察冀五区军政领导人向起义军发放了万余张新年贺卡。叛军收到卡片后非常高兴（《五专区恭贺春节》、《晋察冀日报》，1942 年2 月12 日）。群众组织还通过各种活动提供精神慰藉。不少地方的人们敲锣打鼓为抵抗者挂荣誉牌，召开表彰抵抗者大会并设置抵抗者荣誉席，跳秧歌给抵抗者送荣誉灯，或者组织宣传队拜年。向抵抗者致意、唱歌、跳舞并向抵抗者赠送礼物。例如，1942年春节期间，唐县组织了一支以青少年、儿童为主的秧歌队，开展反抵抗工作。他们不仅向抗居民拜年，还赠送礼物，引来不少敬佩之情（《唐县青年儿童募捐优待》、《晋察冀日报》，1942年2月3月13日）。多种形式开展优抚工作，既弥补了优抚家庭成员无法团聚的情感短板，又激发了他们的荣誉感，提高了士气，为中心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
娱乐活动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节日元素。扭秧歌、演戏剧、唱小调、打社火等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但老村春节娱乐活动在组织上大多是分散的、临时的或业余的，内容多以热闹、优美或搞笑为主。这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相距甚远，需要加强组织指导。 1942年春节期间，晋冀鲁豫边区第五特署强调，要杜绝为了娱乐而娱乐（《关于旧年年关开展文化娱乐宣传工作》，河北省档案馆，175-1-19-3） ）。 1946年1月，太行根据地第一专署在春节文化娱乐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要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意义（《旧历年关的文化娱乐工作》，河北省档案馆，95） -1-27-27）。
华北根据地充分发挥现有乡村娱乐组织的功能，加强人员构成、参加节目、经费保障、演出时间、场地等方面的组织管理。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指示：春节娱乐活动，要求各机关、市加强对乡村娱乐组织的领导，尽力动员娱乐组织负责人和新老艺人参加集中培训，或召开专题工作座谈会，让他们了解政策要求各级文化院团、专业戏剧社大力帮助和促进乡村文娱组织发展（《开展明年春节群众文娱活动由》，河北省档案馆，586-1-74-2）。同时，加强对村剧团的管理，对现有村剧团进行了登记。有的地区还规定，新组建的乡村剧团必须符合有教育意义、服从政府领导、不得浪费等要求（《县委对旧历年节开展文艺工作的指示》，河北省档案馆，17-1-92-2）。
从内容上看，一些传统的春节娱乐节目纯粹是搞笑活泼，甚至夹杂着封建低俗的内容。这不仅不利于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也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冀东十二地委指出，“老秧歌大多反映旧社会封建统治、忠于皇帝、爱国主义、情欲色情等内容，不能反映农民入乡后的生活和各种情感”。已经翻身了。”因此，在旧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造旧秧歌，倡导和发展新秧歌，是春节娱乐的中心任务（《关于开展春节文娱活动的指示》，河北省档案馆，49-1- 56-1）。在实际工作中，华北基地高度重视春节期间演讲、歌词、歌曲、剧本等演出内容是否符合政策的检查。冀南三地市委宣传部要求各地通报春节娱乐情况，包括全区娱乐总体情况、演出内容和形式、群众对娱乐的反应、旧内容改造、新内容创作等（《总结旧历年关文化娱乐工作通知》，河北省档案馆，33-1-106-2）。从形式上看，一开始的政策是“旧瓶装新酒”，即用旧的形式表达新的内容。后来发展成为“新瓶装新酒”，保留传统的娱乐形式，同时创造一些新的、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娱乐活动。公众可以直接参与的表演形式。
在有效的组织领导下，春节期间，华北根据地形成了“人人能演、处处有舞台”的状态，让简单的娱乐活动发展为教育性群众活动。更重要的是，在“自作、自演、自唱、自乐”的原则下，这种源自人们现实生活的娱乐题材，加上有组织的设计和表演，具有很好的教育效果。比如，观看生产动员真人秀《生产发家》后，人们对生产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他们都表示，这样的剧演几遍，心里就明亮了（张国初：《克服改革旧剧工作中的不正确认识》、《冀鲁豫边区文艺资料选编》卷1，河南省文化厅印刷厂，1988年版，第180页）。
四
这一时期，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陋习，奢侈、赌博、迷信活动等也时有发生。 1948年1月，冀东行署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部门和人员春节期间不得铺张浪费，发动群众不得铺张浪费（010- 30000，河北省档案馆，48-1-44-7）。 1949年1月河北中行署的通知指出，“农历新年将至，最近市场上发现许多销往敌区或在当地印刷的封建迷信雕像……散布封建迷信思想”（:010） -30000，河北省档案馆，5-1-31-7)。华北基地各级组织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积极开展不良风气整治行动。
控赌是华北根据地积极开展的一项工作，也是颇有成效的。冀中区十一地委社会工作部门明确指出，赌博如不制止，“必将造成扰乱社会、阻碍生产建设的后果”（《关于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联合通知》，河北省档案馆，20- 1-68-2）。因此，华北根据地采取了各种方式禁赌。首先，加强思想引导，用秧歌、小戏等耳熟能详的形式展示赌博的危害，编排上演村里因赌博招祸的具体事例，达到警示作用。其次，颁布禁止赌博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对参与赌博的人员进行分类，根据参与程度给予不同的处罚。最后，对登记赌徒情况进行调查并实行统一管理，重点对老赌徒进行管理教育、劳动改造（《对买卖封建迷信神像、旧年画、旧历书的宣传教育问题》，河北省档案馆，520-1-70-12）。为确保禁赌工作取得实效，华北基地重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一方面，要求村干部积极禁赌，发挥表率作用。另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商定戒赌公约，公开教育赌徒，制造社会压力。 1949年春节，兰县召开了全市妇女儿童代表反赌大会。在群众批评教育中，赌徒认识到了赌博的危害，表示以后不再赌博了（《关于旧节年前几个工作问题的指示》、《禁止旧年关赌博指示》，1949年2月16日）。在共同努力下，华北根据地春节期间赌博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例如，武乡县在1942年采取各种措施严禁赌博，到1943年春节，延续了数百年的赌博之风基本消失。人们在参加社火、秧歌等积极向上的活动中，把放松、休闲、娱乐的需求放在首位。娱乐部（《岚县城内批评处罚了赌博犯》、《晋绥日报》，1945 年3 月10 日）。
总之，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文化建设，在尊重传统和民俗的前提下，构建了适应革命需要的主流政治文化，搭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融入的通道。以及以春节为纽带的乡村传统文化。这些举措对于传播革命思想、开展社会动员、塑造价值观、治理社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