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家和
盼望，盼望，东风已至，春天的脚步已近。
正月初七，我晚上读书，得知朱自清老师曾住在成都松拱桥附近，于是第二天一早趁着买菜的机会去找他。从望江楼沿着老师回家的路，过九眼桥到锦江北岸，顺江而行就到了对岸的望江楼公园，那里就是宋公桥的大致位置。这段曲折的路程只有两公里。老师不知来了多少次，一路上有过多少悲伤、愤怒、欢乐。
我在这段路上来回寻找，也没有找到“松宫桥”三个字。宋公桥不在，那么宋公桥街应该在那里吧？地铁六号线顺江路站以北有一个围起来的工地，我绕着这片区域探索，穿过几条街道，拐进花城寺老街，走到了巷子的尽头。曾有鸡鸣鸟鸣，但宋公桥街仍不见踪影。巷子门口有一个老人，我就问他。老者指着三米外的围墙：“早就拆了！这个院子以前是松公桥街，巷子这边是化城寺街，对面是松公桥街。我的户口本上也写着松公桥街。” ”。终于找到了。有了一点线索，我就停在了这里，环顾四周。小院的米色栅栏比人的头还要高。里面是一排灰色的水泥老建筑。栅栏内有一丛粗壮的竹子，伸出绿色的长脖子，望向小巷。小院的四周大多是五六层的老建筑，在旁边两栋六十多层的高楼映衬下，显得更加沧桑。八十多年过去了，朱家旧宅所在位置已不详。这个小院应该是距离它最近的地方了。巷子里不时有人路过，提着蔬菜当早餐，转过街角就消失了。我想朱自清当年就应该是这样，默默地在巷子里来回走动，问候、送行吴宓、陈白尘、姚雪吟、吴祖祥等文化名人。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个匆匆而过的可怜身影，铁架子，文章美。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昆明，任西南联大国文系教授。 1940年，昆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考虑到成都的物价比昆明低，而且是妻子陈竹音的家乡，朱自清就安排妻子带着孩子回成都居住。陈竹银在松公桥报恩寺后院租了三间泥地草顶、竹泥篱笆的小房子定居下来。朱自清被允许休假一年，于是他在暑假期间离开了昆明。半个月后，他回到成都与妻子团聚。第二天，他去见了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中心工作的叶圣陶。朱自清在成都的日常工作就是读书和写作。他受叶圣陶的委托，为中学生学习中文编写课外读物。当年11月，朱自清的第四个女儿出生。叶圣陶第一次踏进朱家的住处，深感“沛县租的房子很简陋，很简陋，是在寺庙里仓促建起来，租给难民的”。每当下雨，房子就会变得泥泞。后来，陈竹银的中学同学刘云波的姐姐、姐夫金世一夫妇捐赠了800块地砖，事情才好起来。
与叶圣陶的交往就像在异国他乡遇见老朋友一样，朱自清难得高兴。那天，他用酒和简单的菜肴热情招待了叶圣陶，然后两人一起到望江楼聊天。这是叶圣陶第一次来望江楼：“这里布置着竹屋和树屋，典雅古朴……在楼上坐一会儿，就能体会到这份宁静。”
朱自清当时的月薪只有418元46分。但成都“厚如珍珠”，米价并不比昆明低。 1941年3月，他记录：“这个月的支出是570元，就是这个数额。”太棒了！”此时的朱自清已经四十三岁了，人到中年，他在成都还有一个等待喂养的小女儿，还有年迈的父亲和三个在成都难以照顾的孩子。扬州沦陷区，山河破碎，时局动荡，他没有太多闲暇去写文学作品，然而这一年，朱自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代表作《经典常谈》此时被修改。10月，假期结束开学，朱自清独自乘船顺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叙永回到昆明。陈竹音与陈竹音过着艰苦的生活。孩子们在成都。后来朱自清的大女儿到了四川大学读书，陈竹音也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养家糊口。1946年，一家人回到了北京。之后，朱自清在成都生活了近两年。他独自走在成都街头，在松公桥破烂的房间里奋笔疾书，奔波讲述抗战胜利的故事，为闻一多被害大声疾呼。这是他匆忙一生中的一段宝贵时光，当然也是成都宝贵的文化财富。
我回到顺江路。对岸有一片竹林，是为了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植的。粉红色的李子排列成一排，像一圈红绸。郁郁葱葱的竹林之上，红柱绿瓦的望江楼鹤立鸡群。宽阔的锦江静静地东流，倒映着长桥楼和江楼云影。
想必，朱自清回到云南后，叶圣陶也会回到望江楼公园“独寻洪都井，遗憾看松公桥”。朱自清一家离开成都十五年后，叶圣陶重游望江楼，怀念所见之人，悲伤地写道：“楼旁丛林夜干，江上雾气远去。我蓦然忆起，我的骨头已经埋了很久了，我不忍心看河对岸的松公桥。”如今，薛涛作桃花笔记的洪都井还在，只是锦江南岸没有了叶圣陶，锦江北岸没有了朱自清，也没有了松宫桥。
桃树、杏树、梨树都开花了。晋江春色来到天地间，而老师却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