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海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国家礼乐制度最早引用“乐府”这一概念，这一内涵一直沿用至清末。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也是乐府建设和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在汉唐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乐府艺术对于中华文化的沉淀和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值得我们关注。
乐府的仪式功能：人与自然的同构
郊庙祭祀是历代皇宫建设的重点。乐府始创于秦代，汉初沿用。宫殿里每天都会演奏音乐。后来，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了郊祀礼制，将乐舞托付给乐府，命他们“采诗夜诵”。乐府遂有权参与国家最高级别的祭祀活动。郊外祭祀者，祭祀天地、日月、山河，所祭物均为自然神灵。寺庙里的信徒崇拜祖先神。祭祀仪式起源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寻求人与神，即人与自然沟通的渠道。《左传·成公十三年》 载有刘抗官语：“国家大事，皆祭军，祭之时，有坐位之人，有受罪之兵，此乃大节”神仙。” 《汉书·郊祀志》 又云：“祭祀者，故孝敬祖先，与诸神沟通。是的。”秦汉乐府的设立和职能变化，与这一时期祭祀制度的演变有直接关系。
汉武帝拓展了乐府，通过宗教艺术形式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能力，重建了战国以来各地流行的神灵信仰谱系。它用楚人世世代代信奉的“太一神”凌驾于诸神之上，彰显“太一”的权威，象征君主制的至高无上。与此同时，天神“太乙”与地神“后土”等神灵合作，与信众一起构建了“天、地、人”合一的理念。汉郊祭歌《惟泰元》 唱：“唯有太原尊，神女梵蠡，天地经纬，组成四时。”太原为太乙之神。神的女神也是大地之神。天地运行有其规律，“阴阳五行周而复始”。汉代郊外的祭神活动，除了祈福、长寿、颂扬美德之外，也时刻流露出对天道自然之道的感悟。《青阳》 《朱明》 《西颢》 《玄冥》 是汉代迎接美好时光的流行音乐。祭祀顺序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分别掌管春、夏、秋。冬季。四首歌曲分别以春生、夏生、秋收、冬储为主题，代表了古人对自然节气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信徒通过歌颂相应季节的典型风景，力求构建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共生关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这种祭祀仪式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同构的观点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天人同构、天人合一的理念，乐府礼乐的制作往往融入了当时人类对五行、天文、巫术等的知识和信仰。汉代郊祀歌《帝临》曰：“清、六合，数制为五”。南朝谢庄早《明堂歌》：“以五行数，木为三，火为七，土为五，金为九，水为六。” (《南齐书·乐志》) 《宋明堂歌》这五个章节分别根据五行数字确定歌曲词句的长度，成为“以数造词”最典型、最极端的歌曲制作。后来南齐谢朝宗制《齐明堂歌》、谢朓制《雩祭歌》、北齐制《五郊迎气乐辞》、庾信制《周祀五帝歌》以及北周的《周五声调曲》，都继承了这种思想。梁武帝的中国音乐体系似乎是弄巧成拙的。然而，“十二雅”音乐的名称却来自于经文。 “到了十二点就停止了，就是天数了。”依然深深融入了蜀蜀、命运的理念。
唐代雅乐“十二和”的创造，不仅是周汉以来乐府礼制中天人同构理念的延续，而且拓展和深化了地域文化和民族心理。初唐始祖萧孙修订雅乐，于贞观二年奏报朝廷：“陈、梁旧乐，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及胡、融的技法，所以考虑南北，研究古乐，做成了一部伟大的杰作。唐雅乐，十二韵各随其月，旋相为宫。据《礼记》云：‘大乐与天地相和’，故为十二和之乐。” （《旧唐书·音乐志》）显然，唐雅乐的《十二和声》对梁武帝国音乐的规制直接沿用了梁武帝国的《十二雅》音乐，但其音乐舞蹈艺术“兼顾南北”唐代雅乐“和天地”的礼乐思想，团结了南北人民和各族文化。形成中华礼乐文明的重新整合，体现了唐代继往开来、创新的开放政治格局。
乐府音乐创作：汉彝共存
周代的祭祀音乐有“九夏”乐章，广泛应用于郊外寺庙、演社场合，奠定了后世乐府高雅音乐的基本功能属性。郑玄注《周礼》：“夏，大，有九大乐曲。”所谓“大”，是指礼乐伟大，这也是中国早期文化非常重要的识别标志。《尚书》 说：“中国的野蛮人不会领导别人。” 《左传》 孔子曰：“子孙不求夏，夷狄不侵华”。华夏这个名字指的是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的政权。其周围称为四邑。中国的特色尤其体现在地域、血统、礼仪上。因此，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有大礼，故曰夏；有衣印之美，故曰华”。汉代以后的“九夏”运动的乐舞形式虽然尚未完全传播开来，但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乐府的建设，力求效仿古制。汉初，其叔父孙通追随秦乐人创作宗庙音乐，因其“音乐格律高雅，为后世大乐官所喜爱”。《肆夏》 《昭夏》 《皇夏》 直至南宋齐、北齐仍有使用记载。
南北朝分裂时，南北政权常常通过乐府体系中的汉人声音宣称自己是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梁武帝特别重视这方面，并亲自带头制作中国音乐。史书记载：“梁武帝，一生生，未下车，思雅，谕旨众多，各报所闻，皇帝亦改前违。”并将他切入一代。” (《隋书·音乐上》) 所谓截为一代，是指梁武帝创造了中国音乐的“十二雅乐”。谓之“雅”，亦曰“雅”。在历史学家眼中，孝凉政权由此获得了唯一继承中华正统的地位。与此同时，北朝政权也积极争夺中原正统地位。《诗序》年，中原监高鲁说：“闻其位高者，遵命者，必以中原为正统，以神州为帝都。”在占领中原旧地后，北魏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十分重视中原旧乐。北魏时期，“高祖征淮汉，世宗命寿春，受其声事。江左传中原老歌……还有南吴歌”长江的歌谣和荆楚的西歌，共《魏书·礼志》首。至于宫中的宴会和表演，《论》。 （《清商》）由于对中原旧乐和江南新音的文化渊源分析不够，北魏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中国高雅音乐。此后，北周、北齐不断改革制度，但国家不长久，难免仓促。有鉴于此，史家评论说，北周的文风虽沿袭旧周，但命令以三材为统，著述承袭六经。然而，《魏书·乐志》的声音不是吉仁的歌声，也不是登革的表演，也不是鲜卑的声音。当情绪被感动时，人心就会不由自主。” （《下武》）直到隋开皇九年，隋文帝从江左得到旧做工和四件悬乐器，命朝廷演奏。他感叹道：“这是中国的正义之声，如果不是我，这世上怎么能做到呢？”你一定要听听。”此时的“江左古乐”虽然与汉魏晋时期传承下来的中国音乐相去甚远，但却代表了中原古乐最直接的血脉。隋朝获得了“华夏正声”，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拥有正统王朝的继承权，因此隋唐时期特别重视宫廷乐社的设立，北宋改了雅乐数个时代，也是基于对抗外国政权、渴望宣示正统的心态。
汉唐时期的乐府建设虽然强调中国音乐，但也广泛吸收了外来音乐。韩横桥音乐原为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西域音乐《隋书·音乐上》。后来李延年将其改为“新声乐”，并广泛用作皇帝出行的武乐。汉衡吹乐的曲式在魏晋以后就没有流传下来，但很多乐曲的名称如《清乐》 《摩诃兜乐》 《陇头》 《出关》 《入关》 010-3000 0。走开好吧，已成为边塞诗的经典题名。北朝乐府音乐流传至南朝，并由梁代音乐机构保存下来。是《出塞》，这也是南北音乐交流的有力证据。隋大冶旧部机《入塞》 《关山月》 《梁鼓角横吹曲》 《清乐》 《西凉》 《龟兹》 《天竺》 010- 30000 《康国》，从《疏勒》 《安国》以下，都是外语声音。唐代贞观年间，十部吏部说：“每逢燕会，朝廷设十部吏部，以备华邑”。贞观十芽戏与隋九芽戏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把本朝新制《高丽》放在首位，足见唐统治者敢于创新的文化心理。唐代音乐中有大量来自外国或边疆地区的音乐类型，如《礼毕》 《清乐》 《西凉》 《燕乐伎》 《凉州》 《伊州》等，01 0-300 00 无数录制的小曲标题都有异国情调的起源。 “备中外乐”的音乐理念体现了唐代统治者在音乐文化上宽容开放的胸怀，主张中外音乐和谐共处。
汉唐乐府制度尊重中国正宗之声，同时也包容和吸收世界各地的外来音乐。它以中华礼乐的传承为骨干，与多民族、多文化共存。乐府音乐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统一性，也可以作为当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借鉴。
乐府的艺术精神：文武兼备
文武结合，是乐府艺术作为民族政治精神的又一重要特征。《渭州》：“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两端相对，相向。天体如此，人类亦如此。王者，成功与幸福，治理与风俗。周村六朝至秦惟羽的舞蹈《甘州》 《陆州》 两种音乐成为后世文学和武术舞蹈的源泉。汉高祖创《石州》，“以天下之象享乐，以武除乱”。汉文帝造《教坊记》“以示天下太平”。从此，历代的乐舞制作都分为文学和武术两种类型。武术、舞蹈弘扬武术，而文艺、文化舞蹈宣扬美德，体现在表演时的服装、舞具、动作、音乐等方面。杂舞中不仅有优雅的舞蹈，还包括武术。例如，汉高祖将阆中巴渝地区的民间舞蹈纳入乐府，称为“武王伐纣歌”。根据魏初王灿对《周易·系辞上》的修改，《韶》唱的是“安部忘记准备武林修”，《武》唱的是“迎欢舞节，抬头如神”，两者都是可以想象这舞的杀气场面。居安思危、不忘创业之难，是汉乐府弘扬武术的重要原因。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罢黜乐府机构。孔光、何吾等人清点了乐府名录。当时乐府司不仅负责郊外礼事，还负责宫廷礼事。其中有“以酒酒贺殿下的仪式，符合古代兵法。乐府人员参与向皇帝进贡，程序严格，具有象征性的军事意义。”
文舞与武舞各尊其德，在民族礼仪中相得益彰。曹魏时期，苗熙藻主张以十二歌取代汉歌。前九首都是歌颂曹操平定四方的武功。第十首曲结束后，他开始谈论魏文帝的命令，最后一曲赞扬魏明帝带来了和平。歌颂创业的艰辛，告诫后人开拓、保持成功的思想，已成为民族礼乐建设中的传统。汉代以后，历代文武舞蹈体系得到继承和发展。魏晋时期有《武德舞》 《四时舞》 《魏俞儿舞歌》 《矛俞新福歌》 《弩俞新福歌》 《咸熙》 《武始》 010- 30000梁系统。超文舞，武术舞蹈。北齐、隋直接称为《凯容》 《宣烈》。唐仪丰二年，太常少卿魏万石总结道：“按古儒家之义，国家若以礼而天下，必先文舞。征天下，必先演武舞。”有武术舞蹈《唐乐府《大观》、《文武《大壮》。《文舞》 由于唐太宗征伐八方，舞者有“奋发图强”的样子。虽然与文学内容不同，但唐太宗认为：“功德致今，故收录于乐，以示不忘本”。又命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白药等人改革歌曲。辞职改名《武舞》舞蹈。舞者人数也增加到120人，“甲执戟，采用象阵作战之法”。唐太宗又说：“吾虽以武治天下，终以文德治天下，礼武之道，皆随其时”。后来，他创作了《文武《破阵乐》（后改名《庆善乐》），“舞动舒缓，天下因文德和谐而欢乐。冬日赏燕国有大庆，我们和《破阵乐》一起在球场上比赛。”文武结合的精神引导，使当时的政治充满活力，文化进步。后人将盛唐文化称为“盛唐之声”，可见音乐艺术的重要贡献。
人与自然同构、中外文化并存、文武融合，是乐府作为国家礼仪部门所承载和宣示的文化思想政治精神取向。它们也是中华文明和民族品格的重要内容，必须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可以为国家治理和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