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建乐（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发展和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变革在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学者的城市研究都集中在宋代。事实上，中唐时期城市发展转型的特征非常明显。笔者认为，相关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从城乡发展与分流的角度进行研究可能会带来更多新的见解。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到了唐朝中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发展鸿沟。城市逐渐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城乡之间有明显的“中心”和“外围”。特征。
政治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
对于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综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统治者的政治和军事需要是关键因素。我国早期的城市是统治阶级根据政治需要而修建的。例如，周朝的诸侯各有一座都城。后来，他们逐渐演变成一座城市，成为他们国家的统治中心。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封建国家都统治着许多城市，这些城市都成为其统治的支柱。于是，城市成为各国争相争夺的目标，而首都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则被忽视。《墨子·七患》说：“城市必须保卫自己。” 《礼记·礼运》说：“城墙、沟渠、池塘都算坚固。”显然，这一时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和军事，经济作用是次要的。早期，城市中的人们根据阶层（阶级）和职业聚集在一起。统治阶级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城市，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日本学者司马庆信的结论是，城市的布局主要是政治性的。 “官绅区是中国城市的两大核心之一，通常占据东西轴线北侧的中心部分。名称与实际相符，表明它是行政职能的中心。性衙就设于此。”城市形成初期，交通不便，大多都城位于地理中心，以促进政治中心的作用。早期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各个阶段，都是各自地区的政治治理中心。
政治等级决定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之初，首先考虑的不是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城市政治等级制度所体现的秩序和尊严。《左传》记载：“历代诸王之制，多无非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逸周书》 据记载，西周时期，“建有一座大城，成周，城面积1720尺，城面积70里。南临贾山，为天下第一大城。”郊外面积六百里，国西土地数千里。分数百个县，县内有四县，县内有四县。 “大郡有皇城三分之一，小郡有皇城九城之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是周朝。《周礼·考工记》 城市规划有详细的记载，形成了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的最上层是首都，其次是首都。秦朝统一后，出于维护统治、体现秩序的需要，形成了全国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网络以各级城市为节点形成的行政核心网络对全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力体现在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城市的绝对主导地位。到唐初，城市规划也以城市的行政级别为基础。
政治因素影响城市发展。城市政治属性体现在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政治权力的官邸位于城市中心，如“左祖右舍”、“前朝后宅”等。 《三国志·魏书》记载：“凡帝王迁都，立城，先定天地之位，而尊之。筑宫者，先祠，次马厩，居住区排在最后。”反映经济活动的市场处于从属地位。《周礼·考工记》 关于城墙和集市的设置标准，“匠人治国，方九里，边三门，国九经九纬，行九轨”。扭曲。左祖是右祖，面向市场。”这就形成了以宫殿为中心、以市场为下属的城市体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有权设立城市并决定城市的规模和等级。《唐会要》 关于城市设立集市的详细规定，唐史学家吴建国根据史料总结如下：“唐代的城市可分为四级，即市、府、府、县。 ”。政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城市居民结构和消费结构上。中国城市诞生以来，城市居民与市场缺乏密切接触。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早期，城市聚集的人口主要是非工商业人士。尽管大多数官员和达官贵人居住在城市，但他们通常在乡村拥有田园别墅，并有专门的人员生产粮食、水果和蔬菜。他们基本上“闭门造车，物资充足”。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家里没有盐井”。中国早期城乡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反映的是地位的区别而不是职业的区别。历代王朝为了适应治理的需要，往往采取强支固支的策略，将富贵人家迁往京城等城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从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城市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心”，是行政枢纽，而农村是“外围”。城市对乡村有很大的向心力。
分工视角下的唐代城镇体系
虽然政治、军事因素在我国城市发展初期至关重要，但城市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也是不可或缺的。城市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农业发展带来的粮食剩余率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唐代城市商品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到唐代中叶，随着城市的经济属性逐渐强化，城市不仅成为工商业聚集地，而且逐渐成为区域性的商品交易中心，承担着商品周转的功能。唐代以前，城市的等级规模是根据政治地位来划分的，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即政治地位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繁荣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和工商业的进步，到唐中期，影响城市发展的政治因素逐渐减弱，而经济因素逐渐加强。
唐初的国家城市以长安、洛阳这两个政治中心城市为主导。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政治城市开始崛起并占据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 “兴一利二”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证明。唐代中叶以后，扬州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成都（宜州）也是继北京、洛阳之后的第四大城市。唐代中叶，许多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城市，依靠经济实力，有效提升了影响力甚至政治地位。
唐朝的稳定统一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前提。陆路交通的发展和大运河水运的日益频繁，为商品贸易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市场网络的扩大。市场网络的扩大带来了交易半径的扩大和商品交易的日益频繁。中唐之前，城市经济功能薄弱，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很少。城内物资供应主要以贡赋为主。中唐以后，城市的经济功能普遍增强，许多城市处于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的这一重大变革主要完成于唐代。城市作为商品流通枢纽的作用日益凸显，城市层次结构逐步形成。
区域城市经济层次结构形成。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现有的城市政治等级制度提出挑战。随着经济实力的带动作用增强，城市经济层次结构日益明显。长江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城市经济功能发展较为明显的地区。经济重心南移和江南发展，为江南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为沿海特别是长江下游城市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基于此，唐代中后期，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以扬州为区域中心城市，苏州、杭州、越州为次要区域中心城市，一般州府（如宣州、宣州等）的体系。常州等）形成了以县城为四级区域中心城市、新兴城镇为五级区域中心镇的五级城镇体系。经济意义上的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商品集中交易的需要。同时，通过缩短空间距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这样，区域城市层级的形成不仅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而且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城市发展。
同级城市分工发展，专业化程度提高。同级城市是指同一城镇体系下的同级城市。这些城市大多立足本地资源，逐步发展形成自己的工业或手工业优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分工体系。同时，城市特色和专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经济地位。丝织业和盐业是苏州的主要手工业。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中写道：“桂花布洁白如雪，桂花布柔软如云。布重而厚，皮毛有残温。”苏州制盐业发展于乾元初期至元和、开成时期。皆繁荣。除丝织业外，岳州还有瓷器、造纸业。这里的瓷器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唐代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造纸技术也进步很快。造纸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使纸张开始被用来制作纸帐篷和纸被子。同城同类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开发，会因相互学习、模仿而导致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专业化发展；当同类商品的生产集中在一个城市时，竞争就会加剧，竞争必然加剧。促进分工、专业化发展。分工和专业化逐渐完善了唐代的城镇体系。唐代以城市为节点的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区域市场的形成。 “中唐以后，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商品交换日益盛行。频繁、专业的市场逐渐增多，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市场逐渐从日本、中国为城市的草场、城镇等狭隘的一级市场形式，发展为跨州、县的更大的区域市场。”
同级城市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形成错位发展态势，逐步形成产业优势。不同城市之间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提高了城市存在的经济合理性，逐步强化了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
经济意义上的“中心”与“外围”的形成
在“工商粮官”体制下，中唐以前的城市政治气息浓厚，城乡之间流动单一。城市是“寄生的”并且是封闭的。城镇工商人员实行“登记”管理，城乡之间人员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在严格的市场体制下，经济对政治的服从性是显而易见的。唐代之前，城市是一种“输入型”经济循环，人、钱、物的单向流动。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的商品生产和交流日益发展，城乡经济联系加强，城市的封闭性逐渐减弱，开放性增强。唐代以来，特别是中唐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逐渐增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城市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工商业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产业链特征，造成城市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克服了过去农村经营的分散化；另一方面，城市逐渐成为商品生产的枢纽和流通的中心，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城市比农村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唐代中叶以后，城市经济集聚效应日益明显，改变了过去城乡之间手工业作坊和市场简单的空间转移，克服了以往权力分散、发展不经济的局限性。城市经济的向心力逐渐形成，成为经济意义上的“中心”，而农村则逐渐成为“边缘”。
经济意义上的城市“中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纵观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城市总体呈现出政治权力逐渐弱化、经济权力逐渐增强的趋势。当然，两者在城市中的作用更加互补。政治权力促进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大量人口的聚集；而人口规模和城市发展最终又离不开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无论建立城市还是发展城市的目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始终是重要的约束力和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唐朝东都洛阳的建立，就包含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的因素。宋史专家鲍为民对唐代城市经济功能演变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 “唐政府的市场管理制度，除了与规范经营、维护治安、征收税收有关的内容外，除了一般内容……而不是说以唐代为代表的中世纪城市市场管理制度的主要目的王朝是要“控制”市场，倒不如说是受到当时城市性质的限制，不得不服从以城市为行政中心的统治。由于军事要塞的基本要求。”
事实上，中唐以后城乡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一些蔑视乡村的现象。刘蔚在《隋唐嘉话》中做了生动的记载，“薛万彻商丹阳公主，太宗曾称人为‘薛贵妃，村精’。皇帝羞得连月不肯与我们同坐。当皇帝听说时， ”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他喝完之后，老爷很高兴。薛还没有上马，突然叫我们一起把他抬回去，他比以前更重要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认为，中唐以后，出现了文化城市化的现象。 “中国文化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不在于人口的增长，而在于城市和公民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新士绅阶层与旧贵族阶层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更像是住宅地主，而不是乡村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都居住在城市，城市聚集了社会领袖阶层，高雅文化自然就大大城市化了，其品味和心态也变得公民化了。”
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的分离。城乡分离实际上是社会分工体制下城市和农村承担的不同职能。唐代中叶，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分工日益明显。城市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同时，由于农村专业化发展不够，交易半径过大，交易费用增加，城市综合交易费用相对农村较低。城市的发展正在逐步摆脱农村的束缚，城乡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两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地理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的集中使得城市空间有限。它聚集了各种生产要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城乡发展的经济分流逐渐显现，这也奠定了明清江南城镇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