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雨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崇宁）四年春天，正月初一，饮屠苏……立春时节，晴朗多云。我从圆明走出小南门，拜访崇宁道士文庆……（闰二月）二十一日，阳光明媚，舅舅来下棋，输了四盘……五月初八，下雨了，陶先生给他送了牛胸肉、鳊鱼、蜜梅……七月十五，天晴，子文来了，让全福、云中、新中在月下喝了佐克酒，完了一盆……（八月）13日，晴……14日，晴……15日，晴……2月19日，晴。 (《宜州家乘》)
看到上面的文字，我们很难想象这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去世前一年的日记。这一年，他游历友人，烛光探洞，与友下棋，弹琴，饮酒；今年，他戒了肉，尝了朋友送来的山珍海味。时间平淡而平静地缓缓流逝，直到最后的日记里只剩下“清”字。也是在去世前两年，欧阳修写下了巨著《泷冈阡表》。他一改墓志铭冷静客观的文风，用母亲郑的话来概括父亲一生的琐事。 “我最终在平静的记忆中写下。“等待”是《泷冈阡表》的关键词。此时，他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但是，从文字来看，我们不能读不出任何焦灼的感觉，只有对父母的正式告别，流淌着平静和温暖。我们在北宋文人的临终诗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冷漠。苏轼在他的最后一首诗中也写道：“大病是由有身体，但如果没有身体，就不会有疾病。生活处处充满微笑，神咒真的流淌出来。”（《答径山琳长老》）仿佛他们都在平静安然的状态中度过了一生。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想了解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信件是最好的载体之一。信件的私密性会让他们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宋人的书信中，疾病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目痛如割”；皇佑四年（1052年），“忽腰足痛”。嘉佑二年（1057年），“风眩晕，卧不能起”。酉四年（1059年），“气血极滞，左臂疼痛，举不起来”。嘉佑五年（1060年），“双手中指抽动”。他的喉咙又肿又闷。治平期间，牙齿颤抖，进食困难。眼病、腰脚病、头晕、手臂酸痛、手指抽搐、喉咙痛、牙痛，几乎全身都在长期疼痛之中。苏轼也常常被疾病所困。元丰六年（1083年），“春夏多生疮，目赤”。元佑四年（1089年）“腰足踉跄”，绍圣二年（1095年）“痔疮疼痛，百药无效”，还不包括较常见的腹泻、腹泻等。疖子。咳嗽等轻微症状。嘉佑四年（1059年），王安石说：“脚气已渐消，乃大解。”元丰三年（1080年），“哮喘稍有，则口苦眩晕”。元丰四年（1081年）“头满痰，戏常重演”。黄庭坚还常描述“痈肿溃烂，臂力劳痛”、“苦脚气、头晕、胫痛”、“春天吃多苦笋，痛不欲生”。疮、眼病、骨病、痔疮、脚气、咳嗽哮喘……疾病的不断爆发，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北宋文人不同于我们刻板印象的另一面。我们给苏轼贴上“一生烟雨过”的潇洒潇洒之人，也把王安石想象为一个似乎永远不懂得退却的“明公公”。然而，苏轼在信中告诉沉瞎子，他只是要求退休做官，因为他听说有些人“病得很重，快要死了，但他们靠做官活了下来”。王安石也在信中坦言自己“年老体弱”，光是因为炎热就感到疲惫不堪；而在他的同期诗中，也形容自己“欲独行，累时扶我”（《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有年老力壮的形象。在疾病面前，像苏轼这样心胸宽广的人，才会有强烈的生命渴望，像王安石这样执着的人，才会甘于示弱。它们在字母中更加脆弱，但也更加真实。
当人们生病的时候，人们会把希望寄托在医学上，但是医学总是有其局限性的。嘉佑、治平年间，欧阳修开始牙痛，但继续求医却无果。直到熙宁五年（107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第五年，他才终于“请医工拔除病牙，止痛”。欧阳修的牙齿有病，导致常年吃喝困难，有时甚至说话都困难。他曾在一封信中与王恭臣交心，感叹中年后多病，“医方多难成”，言语间透露出诚意。医疗绝望。寻求别人的帮助比寻求自己更好。宋代的很多文人都是儒医。苏轼和黄庭坚都精通医术，愿意与朋友分享医方。苏轼任杭州知府时，曾向钱谢分享“唯用温补”治疗腰足病的经验，并嘱咐钱谢不要总用蒲消、大黄等寒性药物。黄庭坚也愿意给别人开药。赐王允方养五脏六腑，赐郑继和鱼丸、桃红丸治痢疾，教王之方灸治坏疽，用脱日散、追风散、云母膏治疮毒，冯兴文被建议用犀牛丸和竹皮法治疗儿子的痈肿……然而，作为儒医，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与病魔和解。在益州的这些年，黄庭坚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知道如何用药来治病了。两次向齐泽的法官询问有关药物的问题后，他就再也没有提到过治疗。支持他们的一定是医学以外的因素。
医学界有句名言：“有时为治愈，常为帮助，常为安慰”。与治疗相比，安慰和关怀往往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生活动力。现代叙事医学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是首创的。通过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亲友谈论病情，患者可以获得情绪的宣泄和沟通；接受他人的安慰或治疗方法；然后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并获得哲学思考和心理治愈。宋代发达的交通和邮政系统，为文人墨客互相吊唁提供了便利。在《宜州家乘》期间，黄庭坚几乎时不时地收发电子邮件。也正是在反复谈论自己的疾病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对疾病、生死有了更深的认识。
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徽州患痔疮。他写信给黄庭坚、程志才、王祥、邓寿安等人，叙述“百药无效”，于是每日停止饮酒、吃肉。两碗淡面，芝麻一些，茯苓一些。几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整理成全集可能会让人觉得重复、乏味。但反复的交流和交谈，让苏轼对疾病、对生命有了不同层次的认识。当苏轼和程志才谈论亚麻、茯苓的药性和烹调方法时，停留在治疗抗病的层面；与黄庭坚、王祥谈论时，引申到食戒、憔悴之味，已上升到修身的层面；与邓寿安谈话时，信中上升到“久悟，片刻喧静”的哲学思考。我习惯了喧闹与安静的区别，当然也明白生与死的自然联系。这种信件往来有点类似于“群发短信”。在与不同对象的交流中，文人反复咀嚼病体，审视疾病和治疗过程，也形成了从饮食、药理知识到修身启蒙的多重思想。这些交换的信件成了一次漫长的告别。死亡有条不紊地到来，给文人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来感悟生命；它在朋友的陪伴下到来，让文人有时间与疾病、衰老、他人、自己和解。当苏轼病重时，他终于明白了庄子所说的“宽恕天下”。这种心境不仅是与世俗和解，更是放下执着，在生死面前重拾谦卑。
然而，当文人有了安抚的心态，开始面对衰败、病痛和死亡的阴影后，激发了更多的生活活力。晚年的欧阳修频频提起他对《新唐书》的关心，王安石也多次怀念他的《字说》。这就是在学业上的坚持中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也坚持将欣赏玩物之美的优雅坚持到生命的尽头。欧阳修直到去世前一年仍在为金石拓片撰写后记。在《唐韩覃幽林思》中，他列出了一系列已故朋友的名字。欧阳修也许意识到生命和这些石刻一样脆弱，但他仍然对它着迷。黄庭坚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病，但他仍然热衷于与人交流书法的意义。他品尝并分享了诸如《兰亭禊饮诗叙》之类的副本，并保持着对美的热情直至生命的尽头。
由此，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北宋的文人总能让我们看到“光风月”般的精神世界。传统儒家哲学总讲“不知生，焉知死”，实际上回避谈论生与死的问题。北宋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置于生死的脉络之中。在漫长的告别中，文人们逐渐认识到，老病与时间一样是不可逆转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生命之花在漫长的季节里更好地绽放。他们的人生态度可以概括为“不识死，焉知生”。在对疾病衰落的漫长叙述和交流中，文人理解了死亡，同时也变得更加执着和迷恋着生命。因此，当人们问什么是死时，北宋文人用自己的“不朽的生命”来回答什么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