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
作者：贾晓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遗址发掘组组长）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它起源于大约6500年前，大约在5800年前进入古代文明阶段。继辽西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后续影响，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多元统一体的形成和演化提供重要线索。
大店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罐。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C形龙。红山文化碧玉C形龙。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凤。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钩云形器。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红山文化石雕人头。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美女。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察海遗址出土的兴隆洼文化陶罐。本报记者李云摄/光明影业
一、思想史上的关键节点
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某个民族或文化的特征和传承时，提出了“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是每一种文化的主旋律；那么，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精神特征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要还得追溯到中国思想史形成的三个关键节点，从近到远分别是：“轴心突破”、周公的“礼乐创制”和“绝地天通”，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创新的突破基于前一个节点的继承。
“轴心突破”是春秋战国之际完成的从宗教精神到人文精神的转变，最终导致系统哲学或思想史的正式开始。此后，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不断被后世丰富和发展，影响中国数千年直至今日。
“轴突破”实际上突破了西周初期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乐制度。粗略回顾文献记载的西周祭祀礼仪制度可知，在民族祭祀活动层面，祭祀对象主要有神、土、人鬼三种。所谓人鬼，就是周王的祖先或祖神。周人用祭、祀、享的方式，适时地对天、地、人三界的神灵进行祭祀活动。他们还用烧祭、埋葬、享用的方式，让三界神获得为他们提供的祭品。同时，根据重要性和等级，周人将祭祀仪式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每个等级使用不同质量和数量的祭品。西周时期，不仅周王有祭祀的权力，诸侯、士大夫、百姓也都有权按照等级进行祭祀。然而，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是周公定礼乐后形成的西周礼乐制度。主要通过规定官员的职责，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关系规范。它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礼乐制度，而且还具有政治意义。它还具有宗教内涵和道德规范。
那么如此完整的礼仪体系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早已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曰：“殷之得失，因夏礼而知；周之得失，因殷礼而知。”西汉礼学家戴胜说：“礼以本古为本，不忘本也。”杨宽认为：“‘礼’的起源很早。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就习惯于在重要的行为上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常使用象征性的物品，与一系列象征性的行为一起构成了仪式。”人们通过各种仪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些仪式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常被用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加强部落间关系的手段。可见，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周礼最终形成的根源是在前代乃至前代古代礼的得失中慢慢形成的。
《绝地天通》是从巫术到宗教的演变。从历史学家的讨论中不难看出，他们认为周公及周初建立的礼制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古代的祭祀礼制。 《国语·楚语》中记载：“……及少昊衰落，九黎道德混乱，人神混杂，事不可调和……颛顼受之，命南郑督办”。天为诸神，命霍去监李斯，地为民，使之恢复原状，不受侵扰，此谓天之极力。”这既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也是一次宗教改革的记忆。这样，这部《绝地天通》在讨论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特征的形成过程时就显得极其重要。
2. 辽西地区史前信仰的演变
纵观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史前考古文化和社会的演变，其文化精神明显具有“延续与突破”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原始宗教信仰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
在距今八千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中，在其广泛的分布范围内，仅存在零星的巫术活动痕迹。石雕人物基本上出现在居民区没有特殊地位的房屋中。它们背后的意义很可能只与生育崇拜、祈求丰收有关，或者与旧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巫术或萨满教有关，如对灶神、火神的崇拜。完全相关。这种现象目前仅见于西拉木伦河地区，显然不能视为整个兴隆洼社会的共同行为。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主要是各种小装饰品和工具的仿制品。有学者认为，这些玉器可能与女巫或萨满的身份有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玉器大部分来自墓葬，可能与墓主的身份有关。但各个墓葬之间所埋玉器的种类和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表明甚至这些墓葬的主人的身份也可能与巫师有关。或与萨满有关，但这个群体没有明确的分工或等级差异。它更像是个体巫术修炼者，其家族有巫术历史。
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时期，曾发生过一些零星的变化。赵宝沟遗址出现了与居住区无关的原始信仰遗存，而滦平太子遗址出土的石造像则是兴隆洼文化石造像的延续。
总之，在辽西史前文化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石雕和玉器使用为代表的原始信仰的传承和发展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同一路线的发展过程中，最晚在红山文化中后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完成了从“个体巫术”到“公共巫术”的转变，至此，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变。这或许就是“绝地天通”的突破。红山文化在突破的同时，还创造了祭祀礼仪制度和用玉制度。
三、红山文化礼仪体系的演变
特别是红山文化中晚期以来，原始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祭祀行为遗存分布范围扩大，覆盖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其次，此类遗存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牛河梁遗址群已成为红山社会超大型祭祀中心，而东山嘴、虎头沟、田家沟、半腊山、草帽山等遗址则可能是一定区域内的次要祭祀中心。一些遗址中的居民区出土的一些类似神像的宗教仪式用具，可能反映了特定聚落的仪式活动。虽然年代相距甚远，但社会内部祭祀礼仪的差异，确实与《周礼》等文献中记载的周王、诸侯、官员、士人祭祀礼节的规定相似：“太庙”天子祭祀九州之地，王祠祭祀内土，诸侯祠祭祀内土，侯祠祭祀内土。领域。” “国王建七庙一坛一茅……诸侯建五庙一坛一茅……大夫立三庙二坛……两庙一坛”石室……一庙为官师师……无一庙为平民百姓。”
在牛河梁等祭祀中心，还发现了祭祀活动的制度体系：在牛河梁遗址的台基建筑群中发现了火祭（古代祭祀仪式之一）的遗迹。玉帛、祭品等被放置在柴堆之上，向天焚烧祭品。 ——编者注），并在不同的烧祭遗址中发现了不同的燃烧物； “神女庙”周围埋有祭祀坑，埋有器物，所谓第一遗址三号建筑遗址“陶片巢”也极有可能是具有类似功能的遗存；类似的器物组合山台上发现裸体仪式……这些看似无关的遗迹现象，可以与诸如《周礼》 《礼记》等文献的记载相对应，被整合成一个系统：焚烧祭天，埋葬祭地、祀献（古代一种吉祥仪式，祭祀、献酒。——编者注）和明（满地酒祭神灵。——）编者注））欣赏前王，火祭遗骸中发现的不同焚烧物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根据对神灵的崇拜程度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祭品，类似《周礼》。 “设小祭，用牲畜，按岁数祭祀祈福。”
各地石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的种类、造型和组合的差异，被认为与玉器本身的功能以及墓主的身份、地位和职业的差异有关。《周礼·春官·大宗伯》 书中说：“以玉为六瑞物，以报国”、“以玉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第《冬官考工记·玉人》章记载了六吉祥与六兵器的区别。红山文化中后期形成的“唯玉陪葬”制度中对玉器的使用虽然远不如后世文献中的规定严格，但利用玉器本身的差异来界定身份差异的制度。社会成员还是比较清楚的。后世文献中严格的礼制规定的开端，或许可以追溯到此。可以说，中国的用玉制度、玉礼制度、以玉以德的传统文化，都起源于“以玉侍神”和最初形成用玉制度、并传播开来的红山文化。范围广泛，影响整个东亚地区。区域。
红山文化还拥有各类各具特色的人神造像。首先，它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石刻的延续。其次，它的个体大小必然与它在神界的等级地位有关。牛河梁遗址一处祭祀中心出土的雕像甚至有真人大小的两三倍。埃及法老时代，尤其是最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在壁画、浮雕、雕像等各种艺术作品中，神灵和法老的形象都比普通人物的尺寸大得多。如果神与法老共存，神的形象比法老还要大。在这一点上，红山文化或许与埃及法老时代有一些共同之处。
从辽西史前考古文化与文明起源研究成果来看，最晚距今5700年前，从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红山社会就开始兴建规模较大的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敬地、敬地”。 《法祖》祭祀礼仪制度。红山文化石墓所表现的用玉制度，通过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来表明墓主的地位和地位。还开创了中国的玉礼和玉礼制度。种种现象表明，始于红山文化中期的信仰体系是后世祭祀礼制、玉礼制的源头，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卓越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