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震（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
《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其丰富的人文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往对《周易》的研究大多是从哲学维度出发，阐述其阴阳辩证思维。人们可能把它当作一本卜筮之书而忽略了它深刻的哲学表达，或者把它当作儒家经典而忽略了它。对思想体系的解释仅限于儒家的视角。正是因为上述观点对《周易》存在诸多误解，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周易》的思想体系，关注《周易》中人性的表达和社会治理理念提出并梳理其思想内涵上的“德治”和“法治”社会治理理论框架，将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智慧支撑。
一
关于社会治理，《周易》倡导的主线是“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平定宇宙”。这意味着《周易》的治理理念以天道为中心。《周易》的天道观念从根本上源于传统的筮法体系并取得了突破。其对天道的定义趋于“天地间易而准”。这种认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突出了天道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的客观制约；二是强调天道的可知性。由此看来，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本质就是寻求天道与人道的和谐。通过对天道的自然认识和符合天道的行为，最终实现天人的和谐。由于这种契合的前提在于天道的客观性和可知性，所以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的根源在于认识和遵守天道，而不是试图改造天道。天道的本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治理理念的价值首先避免将天道提升为神一般的存在，从而彻底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在占卜理论从先秦到汉代的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占卜中“神”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德”的联想却明显增加。从：010到30000，人可以“有德”、“知天”。正是这种“知天”所蕴含的“治天”追求，使得中华文明不是走向宗教国家，而是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求索，力求更好地把握天道。
同时，在《周易》看来，虽然我们能够有效地认识天道、掌握天理，但这种不断寻求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消解甚至改造天道的客观性。《周易》认为天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意味着对天道的理解与天道本身的差异将随着上述变化而持续存在。所以，《周易》对于天道的理解更多的是顺从而不是化变。在《周易》看来，只有“与天地和谐”的人才能被称为“大人”。因此，能否掌握并遵守天道，恰恰是《周易》“治天”思想的关键。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能够在明教与自然之间保持大致的平衡，其根源就来自于上述思想。在当今社会，这种“治自然”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可以引导我们不断探索自然，科学理性地审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我们不断探索自然，科学理性地审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
二
对于《周易》的思想属性研究，以往成果的特点是起点比较单一，即把《周易》视为儒家经典。《周易》，被誉为“经群之首，大道之源”，早期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派存在的，其伦理思想对后世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儒家思想与《周易》的相互结合也丰富和完善了各自的伦理价值体系。但总体而言，儒家所持的观念与《周易》并不完全相同。先秦儒家在伦理上重视善性，进而强调道德教育的贡献。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德为政”的治理理念。与之完全不同的法家，在伦理上十分重视恶，强调严刑峻法的约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法治”的概念。《周易》 虽然说性本善，但与儒家不同的是，其引导自然的策略是一条“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道路。与儒家思想相比，《周易》更注重规则，尤其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儒家以德性来表达这种区别，而《周易》则以地位来定义这种区别。与法家相比，《周易》将“善”视为人性的本源，即人之所以为善，乃至最终成就善，在于人的行善本能。这种本能不仅使人类区别于动物，也使他们在建立社会规则的过程中，也注重扬善止恶两个维度。因此，《周易》视角下的圣人不仅注重“妥善理财”引导人们行善，而且强调“禁止人们做错事”以防止出现丝毫错误。
从这种社会治理思想出发，《周易》认为伦理美德必须与其社会地位相统一，即以德相协调，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是有区别的。这种道德模式的重点是将德性分为两个层次：基本道德和职业道德。也就是说，从小人到君子都必须遵守的基本社会道德与只有君子才需要遵守的职业道德是不同的。《周易》 这种“伦理与治理”的思想体系在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中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价值。其基本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划分比传统儒家道德体系更为合理。它在社会中非常重要。广泛推广的可行性也更大。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当今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社会环境要求社会治理理念与时俱进。一方面，当今社会以法治为准则，从而约束每个公民以统一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以德治为目标，指导社会上每一个公民“采取措施来治理世界”。在“人”的理想中实现自身进步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社会治理可以说非常符合《周易》所倡导的伦理理念。
三
如前所述，社会治理理念与人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周易》所主张的性善论与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是不同的。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之善的理论。该理论有以下要点：第一，人性的本源来自上帝，上帝赋予人类与万物同样的善。因此，人的善良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人的善良的规范在于外在的天道，从而确立了“天人合一”作为人的善良的最终目标；其次，虽然人性本善，但需要通过后天来觉醒并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善，但动物之类的人却没有觉醒的可能。由于人与万物同源善，人类在辅导天地的过程中帮助万物“知究竟、究竟”也就成为可能。但同时，也使得人类脱离了万物，成为一种具有特殊特征的存在。从以上两个特点不难看出，《周易》的自然善论在相当程度上认为“善”的形成与外部条件密切相关。 “善”不仅依赖于外在的源泉，而且还要通过外在的条件来完善。这与《周易》在思想根源上受到真法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然而，这种自然之善的理论并没有完全忽视人类的意识。相反，《周易》定义了人类的特殊性，即人类觉醒向善的能力。
正是因为有这种外在的天赋，《周易》的自我自觉表达呈现出一种注重学习和理解的方式。 《周易》中云：“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易传》 人类自我意识之道的定义虽然并不唯一，但其来源是相同的，那就是“随之而来的是善”。外求功夫修养客观上需要将个人修养的提高与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联系起来。因此，《周易》所倡导的意识是建立在“穷举理性”的前提下的。穷力强调对客观自然环境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充分强调内在意识的全面认识和合理表达。个人意识最终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形式，在于智者以君子的形式带领人民实现一种和谐。从个人意识来看，“君子”指的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态度。在《周易》看来，只有通晓天地之道、适应万物之德、外承字义、内通善理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而君子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修养。此外，还需要引导公众正确处理天人关系，使天地和谐演化。通过分析个人意识与绅士行为之间的逻辑演化，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知具有《周易》特征的绅士形象及其现代价值。
总体而言，《周易》的治理思想分为“治天”、“治人”、“治心”三个层次。它不仅探讨了“自我”概念在不同层面的多维呈现，更重要的是三维展示中华文明视角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说，只有正确把握《周易》治世思想，才能说认识《周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