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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中胡宗宪批评高翰文:圣人的书是拿给人看的，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对吗？
这个问题套用一句俗语来回答“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圣人的书中的解决方法在相对情况下是适用的。
首先来解决一下胡宗宪为什么批评高翰文？在什么情况下批评高翰文？根据当时剧情严党为了弥补亏空，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可是下面的官员和严党本身为了从中捞好处，打算贱买兼并桑农的土地，推行不下去，才强制毁堤淹田，可是事情搞大了，瞒不住皇帝了，才把高翰文这个满腹经纶的书呆子派去，用所谓的“以改兼赈”方略，搞好了是严党的功劳，搞差了杀高翰文，与严党无关。
而高翰文的策略其实就是赵括策略——纸上谈兵，说起来听起来，天花乱坠，大有道理，可是落实到具体实处就百无一用，弊端处处。具体参照胡宗宪和高翰文谈话：
圣人的书籍出自哪里？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诸侯割据，民不聊生，所有才有诸子百家应运而出，兴国运，定民生，寻求自身国力强大，将天下归于一统。
胡宗宪说这句话是有语境的，如果单独拿出来，肯定有问题！不过在当时却一点没错，再说一句，胡宗宪是能臣，能文能武！明朝是历朝中吏治最黑暗的朝代，太多能人志士死于党争了！海瑞是两袖清风，但是又与民何利？这在其他朝代早就淹没了，圣人之道的核心以人为本，中庸之道！海瑞只有有圣学之表而已！
对！这里所谓的【圣人的书】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玩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圣人的书？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能担得起圣人二字的就是就一个人而已，那就是孔子。所谓圣人之书指的主要就是《论语》。从小学我们就知道《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孔子后人以及弟子编写的，打的虽然是孔子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未经孔子认可的书籍。
而我们知道，同样一句话，场合不同，上下文不同以及身份对象不同，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论语这本书的可操作空间其实很大，传承了几千年，不出现偏差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综艺节目中的传话游戏，中间人越多，最开始的意思就早已经面目全非了，与真相相距甚远！
《论语》的多个版本
当初项羽一把火烧了咸阳宫殿，随之付之一炬的还有大量竹简书籍，所以到了汉朝，各种经典失传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同一本书出现了大量不同版本，真假难辨。比如《论语》就出现了《齐论语》和《鲁论语》两个版本。后来才被人合二为一。
但经过人修订过自然就会有修订人的印记和他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更多的是就是统治阶级想灌输给世人们的一些见解。逐渐的就会发现所谓的圣人之书，都是文人编写给老百姓看的，往往华而不实。
所以胡宗宪才会说：圣人的书是拿给人看的，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
“圣人的书是拿给人看的，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这句话是胡宗宪对高翰文说的。因此，对高翰文而言，这句话是对的。因为这是对不同人不同的说话艺术。
胡宗宪绝对不会把这样一句话拿来跟马宁远说。他反而会劝马宁远，多读一读圣人的书。
其实高翰文和马宁远正代表了大明官场德两种典型。
一个种是世家子弟，自幼饱读诗书。擅长诗文、精通音律，对儒家理学有一定的研究，并小有声望。这样的人通常因为“学而优则仕”，有着科举中第，然后进翰林转庶吉士，再挂职各部历练，最终进中枢，入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这种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治国策略”纯理论化，都是按照朱熹设计出来的那种割裂式、刻板化的理想情境来处理问题。所以这种人很容易面对现实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到处抱怨，各种牢骚，甚至沉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脱离实际太久，缺乏处理具体的事务的能力。所以他们需要基层工作的磨练，学会如何“学以致用”。
而另外一种人，是从基层“野蛮生长”起来的。他们并不缺乏做事的能力，甚至可以说做起具体事情来，有策略，有手段。这种人渴望权力，但同时又执迷于对权力的屈从。
这种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喜欢读书，心中没有底线，没有禁忌。甚至可以说为了达到目的，不这一切手段。他们内心缺乏道德的驯化，只围着权力转。所以这些人恰恰需要去多读一点圣贤书，加强自己内心的修养。
因此很显然，高翰文术语第一种；而马宁远属于第二种。
而在这里，胡宗宪实际上是充满了无奈。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只有牺牲高翰文，让他去做替罪羊，才能延缓祸事的递进式发展。
而在牺牲高翰文，像郑泌昌和何茂才这样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毫无愧疚。但是胡宗宪却不能，因为他的心中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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